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正式公布后，财新《中国改革》记者专访了著名经济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学部委员张卓元教授，请他就《决定》中与经济体制改革相关的主要内容作了阐释和解读。
进入专题： 中国经济 。城镇化推动农产品价格上涨。
从贸易渠道来看，主要是经常账户恶化风险。一方面，银行体系资金利率和国债利率的抬升将导致地方融资平台的融资成本提高，从而加大地方政府债务风险。明年下半年，随着货币政策有所放松，投资增速将趋稳。中央重视平安中国建设，提出"按照科技引领、信息支撑的思路，着力实现平安建设信息资源的共享共用"，加快推动安防信息化。 作者：民生证券宏观研究团队 管清友 李衡 张媛 朱振鑫 牟云磊 本文为民生宏观2014年度报告节选。
2014年，我们将听到"冰山"碎裂的声音：改革破冰，风险释放。三是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综合上述文献，拥有发展型国家的经济体具有如下特征：第一，政府具有持续的发展意愿，即以促进经济增长和生产而不是收入分配和国民消费作为政府行动的基本目标。
第四，竞争性合作式的政商关系，即政府与商界保持紧密的统合主义或法团主义合作关系，能够有效制定并实施有选择的产业政策。1998年，在亚洲金融危机大爆发的背景下，维斯出版了《无力国家的神话》，对新自由主义全球化浪潮中汹涌澎湃的政府无力说辞和拒斥国家的现象，给予了系统性的批判。约翰逊原本是一位中国问题专家，曾以有关中国农民民族主义的研究论著而成名，并于1976年当选美国人文与科学学院院士。即便东亚奇迹的光环暗淡下来，发展型国家理论也没有停止发展的脚步。
众所周知，政府干预对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在主流经济学家那里普遍遭到质疑。然而，让他在学术界成为一代宗师的则是这部潜心研究十年撰就的新著。
第三，强大的国家能力，即政府有渠道动员经济资源例如信贷并改变其配置方向，从而有效地落实产业政策。甚至有学者论证，在公认与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最不搭界的美国，其实也存在着隐藏的发展型国家。发展型国家理论的开创者尽管也承认市场力量和民营企业的巨大作用，但在行文中常常自觉不自觉地把相关经济体的政府描绘为成百上千诸葛亮的大集合。《驾驭市撤一书还于2000年再版，呈现了学术影响力的持续性。
当新自由主义全球化在全球激起重重惊涛骇浪之时，殊不知发展型国家或发展主义的全球化也在国际学术界成为一股新的潮流。发展型国家理论缘于美国学者查默斯约翰逊1982年出版的《通产省与日本奇迹》一书，此书论证了日本政府通过产业政策的实施对日本奇迹的重大推进作用。 从东亚到全球：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全球化？ 发展型国家的概念一经提出，马上在国际学术界引起广泛的关注。依照这三部论著的描绘，日本、韩国和中国台湾地区三个经济体的政府幸运地拥有一大批接近于韦伯式理想类型般的经济技术官僚，他们独立于社会利益群体，从各自经济体的整体利益出发，制定并实施了正确的发展战略，从而推动了三地的经济起飞。
在二十世纪末和二十一世纪初，中国大陆也取得了30多年的超常经济增长。从此，在国际比较政治经济学界，一大批学者将有关的思路从东亚拓展到其他地区和其他历史时期经济发展的研究，从而使发展型国家学派发展壮大。
这个命题，在发展社会学和发展政治学中被称为国家自主性，用中国的俗话讲，就是精诚团结，即指政府官员们有能力、也有意愿摆脱利益集团的纠缠，独立自主、高瞻远瞩地制定出有利于整体的发展政策。在此书中译本中，受到管控的相互依赖这个术语被译为治理式互赖。
关于发展型国家的研究案例，已经从东亚扩展到法国、德国、以色列、爱尔兰、俄罗斯、印度、巴西、南非、博茨瓦纳等。2004年，印度裔美国政治学家阿图尔科利AtulKohli出版了《国家引导的发展：全球边缘地区的政治权力与工业化》，力图从政治经济学中比较制度分析的视野，对发展中国家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各种行动，或称发展主义发展模式，给出了一个统一的理论分析框架。在初期发展阶段，这一理论还局限于对东亚发展模式的解释。在这一方面，澳洲学者琳达维斯扮演了重要角色，她把历史社会学的比较历史分析引入了比较发展研究的新国家主义学派，将政府主导型发展视为一个普遍的人类现象加以考察。1995年，美国经济社会学家彼得埃文斯出版了《嵌入型自主性：国家与工业转型》一书，指出发展型国家的制度性特征不仅仅在于国家自主性，而且还在于是否存在制度化的管道可以让政府将其发展战略与政策渗透并落实到社会和企业之中，这种制度化的管道就是他所谓的嵌入型自主性。然而，对此答案，一定有很多人不服气。
简言之，党国成员不精诚团结，这个困扰了老蒋终身的难题，竟然让小蒋以及小蒋在东亚各地的同行们解决了。如何对此类现象给出理论解释，毫无疑问，是社会科学必须面对的一大挑战。
热议中的核心问题就一个：政府在经济发展中究竟应该扮演什么角色？这个问题，注定将成为历史里程碑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决定已经给出了答案：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从此，发展型国家这一标签不再是专属于东亚经济体的政府，而是成为一种政府行为与制度模式的标签，可以适用于任何历史时期所有或多或少采用过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的国家与地区。
然而，这一学派的视野很快就超越了东亚案例，从区域性经济的研究框架发展成为一般性的政治经济学理论。2003年，前文提及的阿姆斯登出版了《余者的兴起：后发工业化经济体对西方的挑战》，将政府主导型发展模式视为有别于自由市场主导型之外的新发展模式，即她所谓的修正主义发展模式。
在这些国家和地区的发展中，政府都扮演了极为耀眼的主导性角色。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国家并非领土主权意义上的国家country，而是指政府，有关论述都是在国家与市场关系的上下文中展开如果信贷放缓的力度大于预期，迫使实体经济部门去产能和压杠杆，则短期下行风险加大，对其他改革领域（发掘新的经济增长点）的要求更高。这就意味着在未来的一两年内，政府追求的并非去杠杆，而是先把加杠杆的速度降下来。
在很大程度上，稳增长和防风险在当下是一对矛盾体。以2013年年中的钱荒时间为标志，中国广义信贷的增速出现放缓（我们称之为中国版的"credit tapering"）。
12月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2014年的关键词是稳中求进和改革创新，并列出明年的六大工作任务为粮食安全、调整产业结构和化解产能过剩、防控债务风险、协调区域发展、改善民生和对外开放。而以市场利率为基础的新的货币传导机制仍未建立，央行与市场之间的沟通也有待完善。
这两者能否兼顾，或是具体要如何组合，是2014年中国经济面临最大的问号，也是对于明年中国经济走势存在分歧的一个主要原因。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远非易事。
最近的数据也反映了这一点。值得指出的是，利率自由化的推进可能使这一选择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就短期而言，新的经济增长点对经济增长有正面影响，而去产能去杠杆对经济有负面影响。如果无法利用延缓去杠杆而赢得的宝贵时间推进市场化改革，如果改革仍然停留在多说少做的状况，那么中国有可能会重复当年的日本病（僵尸银行、僵尸企业）。
因此，2014年的货币和信贷政策的执行会面临更大的挑战。事实上，李克强总理一直强调7%的增长底线，强调保持7.2%以上经济增速就业才不会出现大的问题。
最近几年非银行融资发展迅速，意味着央行传统上控制信贷总量的有效性在减弱。这使得政策的执行上可能会出现偏差。
从防风险的角度看，核心是去产能、去杠杆。这一现象伴随着产能过剩和投资回报率恶化，是高悬在中国金融体系之上的一个堰塞湖。
